“八八战略”20年 卫星影像看变迁
对象是否明确、方式是否恰当直接影响刑事诉讼档案公开的效果。
另外，联邦规则和美国律师协会标准也都要求开示政府掌握的科学检测和精神或身体检查的结果。辩方和控方参与取证的方式经常是不同的。
非鉴定专家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完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该立场不拘泥于各国专家证据制度的制度差异，要求成员国国内法院在使用专家证据时，不能违背控辩平等武装和对抗式诉讼的基本原则，将辩方置于明显不利的地位。[[14]]但新刑诉法对有专门知识的人（学界也称为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出庭质证的方式、其意见的证据效力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实际功效。后者不能够完全参照证人，至少不是在所有目的下。对经审查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
当专家辅助人凭借自己的学识或检验活动，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或见解时，其意见就超出了质证意见的范畴，具有类似于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相反，具有客观性、稳定性的物证，其地位和功能正在进一步凸显，大有取代口供、人证成为刑事诉讼证明核心的趋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权威型司法在主体、功能、原则等方面均不同于强制型司法。
苏联法学家凯里莫夫在赞成法尔别尔法律适用概念的基础上，对强制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从知识生产机制的整体视角来看，中国法理学教材尚未走出苏联式法理学的框架。这一过渡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以完成，并持续至今。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改变。
从功能上讲，权威型司法最直接的功能是纠纷解决，此外还承担着法律适用和规则确认、维护政治秩序和权力的合法性等社会功能。权威型司法虽然依然承认司法的强制性，但是强制性的地位大幅下降，并且应以权威性为前提。
检察权独立宪法地位的获得，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母国苏联，沿袭至中国，检察权已经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截然不同。总之，在中国司法理论实现从强制型向权威型转变之后，权威型司法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此，为了尽可能充分地解释这一转变过程，本文将以法理学教材为主线。尽管教材没有交代这种改变的原因，但从内容上看，法律效力、法律解释和法律类推一章的篇幅已经超过法律适用一章的篇幅。
（三）强制型司法的特征 １．强制性。由于它是以国家名义来行使司法权，故一般又简称‘司法。因为法律适用是对法律的适用，所以法律的基本特征当然会体现到法律适用的基本特征之上，而这种体现就是强制性与权威性。与强制型司法相比，权威型司法在法律适用主体上的重要进步无疑是将公安机关从法律适用主体中排除出去。
21世纪中国的司法改革明确提出了树立司法的权威性这一目标。权威性特征的提出与强制性特征的弱化一并标志着强制型司法演变成权威型司法。
刘升平改变了他此前的作法，转而区分了法律适用与法律执行：法律执行，简称‘执法，也有广义、狭义两种理解。李巍在区分法律适用与法律执行时提到了法律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一重要的思想，而该思想在当代中国法学中的出现恰恰是发生在从国家与法的理论走向法理学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的。
相对而言，诉讼法学对中国司法转型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与相应研究视角相关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上。苏维埃法权的适用，当然也由国家强制、国家机构的力量来保证的，但是这种强制是对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与社会纪律的人们，是对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人们，是对苏维埃国家的敌人，是对卖国者与叛国者，是对外国侦探机关的代理人而适用的。另一种观点以1948年苏联法学家杰尼索夫所著的《国家与法律的理论》提出的观点为代表，该书指出法律适用意味着将法规应用于个别事实，恢复被损害的权利，惩罚破坏法律秩序的罪人。2目的性 权威型司法的目的性是相对于强制型司法的工具性而言的，指司法不仅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而且有其自身的目的，即追求公正地处理案件本身黄晓亮：《死刑合宪性解释：从立场到路径的比较与反思》，《法学论坛》2016年第1期。[35] 不过，同样就死刑是否违宪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态度。
关键词: 死刑、人权、宪法、国家学说 一、引言 死刑存废成为中国刑事法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不过短短十几年时间。在2015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中韩死刑学术研讨会上，韩国学者也提到，在韩国学术界主张废除死刑的观点为少数说。
[77] 参见吴向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4期。这几个犯罪中的敌人都是指处于政治和军事对立状态的集团。
对于刑事法学界中的废除死刑论者而言，目前的刑法立法成果，让他们看到了一丝曙光，并开始为中国最终废除死刑进行理论准备。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宪法有关国家性质的规定具有鲜明的规范意义。
应当说，要从国家学说去论证死刑的不正当性，首先存在方法论上的困难，其次是论证路径存在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再次要考虑所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或立场能否被公众所接受。只有透过惩罚罪犯，证明了世世代代、不分国界约束人类行为的法律的存在。例如，有的教材从《国家赔偿法》中寻求生命权的法律根据，而没有从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作为宪法根据。从我国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及其职能出发，应当认为，死刑是不符合我国宪法以及主流政治学说所确定的国家性质和职能理论的。
[7] 参见孙世彦：《从联合国报告和决议看废除死刑的国际现状和趋势》，《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5期。……积极负责地参加制定有关公民利益的一切决议的自由，将个人的潜力发挥到最大的自由。
基于合比例性进行判断，也会陷入方法上的困境：一是比例性的判断空间究竟是在实定法之内还是在实定法之外？在实定法之内判断，很难说明死刑是不合理比例的，在实定法之外进行判断，更无从寻找判断的根据。他还说：对罪犯处以死刑，这与其说是把他当作公民，不如说是把他当作敌人。
不过，有关废除死刑的讨论目前只局限于学术层面，还没有完全进入更为广泛的公共讨论空间，在知识界内部也没有形成讨论的氛围，换言之，目前在其他知识领域中充其量只有关于死刑问题的情绪化表达，尚没有运用本学科知识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和剖析。恩格斯也提醒到：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从这个角度看，从国家学说去论证死刑的不正当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宪法抵触说，但并非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来论证，而是运用宪法有关国家的基本表述。[62] 孟沙金主编：《苏联刑法总论》（下册），彭仲文译，大东书局1950年版，第543页。参见时延安：《劳动教养制度的终止与保安处分的法治化》，《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而言，战争是对敌人进行专政的极端表现形式。
[20] 总之，简单从数字统计来表述死刑废除的世界潮流，并将之作为制度文明与否的标志，显然抹杀了文明差异对制度选择的影响。虽然社会主义的提出是针对个人主义的，却是任何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不能回避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60]1947年5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废除死刑的历史法令，废除和平时期的死刑，而代之以25年劳改营中监禁。不过，马克思曾说过：的确，想找出一个原则，可以用来论证在以文明自负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的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人民统治并不意味着人民管理。刑法学者对此的讨论也不多，主要有赵秉志、雷建斌：《完善死刑立法控制的宪政思考》，载赵秉志主编：《刑事法治发展研究报告》（2007-2008年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49－168页。
